【每日一修】《孟子》注译读解040 贤才可拜不可召
【每日一修】《孟子》注译读解040
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4.2<下>
贤才可拜不可召
【原文】景子曰：“否，非此之谓也。礼曰：‘父召无诺(1)；君命召不俟驾(2)。’固将朝也，闻王命而遂不果，宜(3)与夫礼若不相似然。”
曰：“岂谓是与？曾子曰：‘晋楚之富，不可及也；彼以其富，我以吾仁；彼以其爵，我以吾义，吾何慊(4)乎哉？’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？是或一道也。天下有达尊三：爵一，齿一，德一。朝廷莫如爵，乡党莫如齿，辅世长民莫如德。恶(5)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？故将大有为之君，必有所不召之臣；欲有谋焉，则就之。其尊德乐道，不如是，不足与有为也。故汤之于伊尹，学焉而后臣之，故不劳而王；桓公之于管仲，学焉而后臣之，故不劳而霸。今天下地醜(6)德齐，莫能相尚，无他．好臣其所教，而不好臣其所受教。汤之于伊尹，桓公之于管仲，则不敢召。管仲且犹不可召，而况不为管仲者乎？”
【注释】
(1)父召无诺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父召无诺，先生召无诺，唯而起。”“唯”和“诺”都是表示应答，急时用“唯”，缓时用“诺”。父召无诺的意思是说，听到父亲叫，不等说“诺”就要起身。
(2)不俟驾：不等到车马备好就起身。
(3)宜：义同“殆”，大概，恐怕。
(4)慊（qian）：憾，少。
(5)恶（wu）：何、怎么。表示疑问。
(6)醜（Chou）：类似，相近，同。
【译文】
景丑说：“不，我不是说的这个方面。礼经上说过，父亲召唤，不等到应‘诺’，‘唯’一声就起身；君王召唤，不等到车马备好就起身，可您呢，本来就准备朝见齐王，听到齐王的召见却反而不去了，这似乎和礼经上所说的不大相合吧。”
孟子说：“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！曾子说过：‘晋国和楚国的财富，没有人赶得上。不过，他有他的财富，我有我的仁；他有他的爵位，我有我的义。我有什么不如他的呢？’曾子说这些话难道没有道理吗？应该是有道理的罢。天下有三样最尊贵的东西：一样是爵位，一样是年龄，一样是德行。在朝廷上最尊贵的是爵位；在乡里最尊贵的是年龄；至于辅助君王治理百姓，最尊贵的是德行。他怎么能够凭爵位就来怠慢我的年龄和德行呢？所以，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他不能召唤的大臣，如果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出谋划策，就亲自去拜访他们。这就叫尊重德行喜爱仁道，不这样，就不能够做到大有作为。因此，商汤对于伊尹，先向伊尹学习，然后才以他为臣，于是不费大力气就统一了天下；桓公对于管仲，也是先向他学习，然后才以他为臣，于是不费大力气就称霸于诸侯。现在，天下各国的土地都差不多，君主的德行也都不相上下，相互之间谁也不能高出一筹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君王们只喜欢用听他们话的人为臣，而不喜欢用能够教导他们的人为臣。商汤对于伊尹，桓公对于管仲就不敢召唤。管仲尚且不可以被召唤，更何况连管仲都不屑于做的人呢？”
【读解】
在上节对话中，景丑认为孟子对齐王不够尊敬。孟子则以齐国人不与齐王谈论仁义之事，反驳景丑认为自己对齐王不恭敬的指责。景丑又辩驳说，他说的不完全是臣子需要尊君这个意思，而是君臣之间相处要符合礼的要求。接着引经据典，以《礼经》上所说的父子、君臣之礼，对照指出孟子这样做似乎和礼经上所说的不大相合。
景子强调的是上下尊卑的礼制，以及人们应当遵循的礼仪规范，我们可以称之为“外在的礼”，其表达的是对君主本人的敬意和忠诚。而孟子强调的是恪尽职守，发挥自己的才智，与君主一道为整个国家的治理献策出力，我们可以称为“内在的礼”，其表达的是对君主所代表的国家的敬意和忠诚，乃至对君主所应当承担的道义责任的敬意和忠诚。作为当时社会的行为规范，外在的礼固然重要。但是，如果臣僚都只知遵守外在的礼，而不懂得礼背后的含义，那么这个国家也就不能长久了。
同时，孟子也指出了外在的礼存在的问题，即上下尊卑不能仅仅取决于人的爵位高低，还应该尊德和尊长。在朝堂看爵位，在民间看德行，在家族看年纪。这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，朝堂的权力应该仅限于朝堂之内，而不能用来压制老百姓。在孟子看来，官民是平等的。
接下来，孟子以商汤王对待伊尹，齐桓公对待管仲之事，充分说明了“贤才可拜不可召”的道理。也就是说，并非所有臣子都是唯君命是从的，某些国家重臣就属于“不召之臣”，君主是不能召见他们的。有的是已经退休的有功之老臣，有的是如孟子这样的宾师或客卿，以及后来某些朝代出现过的国师等等。君主有事找他们，只能屈尊就驾。当然，“不召之臣”往往会主动来见君主议事，不会故意摆个架子。
诸葛亮对刘备摆架子，只是为了试探他是否真诚，是否值得与之合作。一旦拜相之后，诸葛亮对刘备再没有摆谱，而是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这便是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。
最后，孟子指出：“商汤对于伊尹，桓公对于管仲就不敢召唤。管仲尚且不可以被召唤，更何况连管仲都不屑于做的人呢？”而这个连管仲都不屑于做的人就是孟子自己。因为在《公孙丑上》里，当公孙丑提出管仲来和孟子相比时，孟子已经说过，自已根本不屑于与管仲相比（见【每日一修】《孟子》注译读解027《孟子•公孙丑上》2.1.1）。比都不愿意比，当然就更不愿意做了。可见孟子的自视是很高的。
正是因为他们的“清高”而不肯苟且，所以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，周游列国都不被重用。然而他们却成了千古圣人和亚圣。他们的政治主张在后世虽然没有被完全充分利用，但也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根脉，成为大多数盛世王朝的立国之本。相反，像苏秦、张仪那样的纵横家却完全没有孔、孟的“清高”，“展开谈天说地口，来说名利是非人”，只管游说得君王高兴，不择一切手段，在当时大行其道，甚至能够“挂六国相印”。但其结果不仅造成的社会动荡、人心不古留下了斑斑劣迹，本人的结局也都很惨，更为后世贤人君子所不齿。
撇开对孔、孟与苏秦、张仪的比较不论，回到对用人方面的要求来看，孟子在这里的意思是很明确的，就是要求当政的君王“尊贤使能”，“尊德乐道”，礼贤下士，主动放下自己尊贵的架子而启用贤才，甚至拜贤才为老师，就像商汤王对待伊尹，齐桓公对待管仲那样。其实，这也是儒学在用人问题上的基本观点。
孟子简介（下）：孟子早年受业于子思(孔伋，孔子之孙)之门人。他对孔子尊崇备极，是位非常有抱负的政治家。与孔子一样，孟子一生也过着长期的私人讲学生活。中年以后怀着政治抱负，带着学生周游列国，推行他的政治主张，随从学生最盛的时候，是"后车数十乘，从者数百人"。晚年回到故乡，从事教育和著述。
审编发布：秦荣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