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母亲
程先利
丁丑年深秋一个极平常极普通的日子，母亲溘然逝去。她是悄悄走的，照中国的老说法，她这是疼孩子。然而，亲爱的母亲，您临终前就不能让自己疼了一辈子的儿子看上一眼吗？
那天我和妻子都去上班。下班后，妻子先一步到家，她打开母亲的房门，见母亲斜躺在冰凉的地上，就像她以往心脏病发作时一样，微阖双目，脸上的皱纹聚成疙瘩。妻子喊来邻居又赶忙给我发传呼，我得到消息后脑子先是嗡了一声，似乎就有什么不祥的预感了。待我赶到家里时，“120”救护车也刚好赶到。送到医院，紧急抢救，终因病情过重，医治无效，56岁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随着事实既成，我也像塌方的土一样瘫倒在医院门前的台阶上。
母亲出身贫苦，14岁时，在家中二叔的帮助下成了本县第一批拖拉机手。聪慧的头脑和要强的个性，使她在工作中不甘人后，与男拖拉机手们同样，披星戴月在全县十几个公社的土地上耕耘着。那段生活给她留下了美好的记忆，退休后时常和我谈起当年的经历和趣事。然而她在那散着馨香的土地上奉献青春的同时，严重的风湿病也悄然侵入了她的肢体。最有可能的是那个难忘的冬夜——她常常对我说，因为冬耕赶进度，她两天两夜没有睡个囫囵觉。有一夜，村里一位助耕的青年出于好奇，软磨硬泡非要学习驾驶苏联进口的拖拉机不可。母亲实难拒绝，只好将操纵杆交给了他。由于劳累过度，母亲一歪头睡在了驾驶室的一角，待她被青年人的惊呼吵醒时，自己已和拖拉机同时陷在一条河沟的中央了。她当时也曾惊恐万状，并且破口大骂。等到完全冷静下来后，才意识到应该赶紧想法把机子拖上来。她发动了全村的青壮劳力来拖车，历经一天一夜，这庞然大物才又重新站在寒风刺骨的田野上。此时，松了一口气的母亲却因冷水浸泡，双腿麻木，力疲不支而瘫倒在地上。也就从那时起，这个风湿病根就再也难以驱除了。
几年后，她又调到德州棉纺厂工作。车间空气闷，湿度高，终于又诱发了她的风湿病。经诊断，她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伴有心脏病。可是，她仍旧坚持在工作岗位上，直到实在难以为继，她才退下来休息。在以后的岁月里，在婆家和娘家，吃西药，吃中药，针炙、按摩、烤电、拔罐子加穿刺，各种治疗措施都用过，各色各样的医生走马灯似的进进出出，甚至连乡间巫师也请了。母亲的病情仍旧不得减轻，脸上瘦得如同一张白纸。那时我还年幼，看到母亲那病苦得扭曲变形的面孔，心中如同刀割。
由于疾病的折磨，母亲的脾气变得暴躁而固执，她常常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。即使这样，她给予我的爱却依然没有减弱。岂止是没有减弱，我感到是更加强烈了。她常常搂着我，给我讲《海的女儿》，讲《渔夫和金鱼的故事》等。她的声音在静谧中幻化出奇怪的回响，像青烟一样在屋子里久久飘荡。每个星期，她总是从她那微薄的劳保工资里拿出几元钱，给我买来香喷喷的包子或者甜甜的糕点。那时的包子和糕点好吃极了，直到现在，每逢忆起来便有着无穷的余味。如今，这一切也只能成为回忆……
那些年，我们家的不幸接踵而至。先是奶奶去世，而后不知何故，父母间的战争几近白热化了。他们动辄就吵到大街上，去法院打官司成了家常便饭。每当看到他们被街上的人围观，我那幼小的心灵里就罩上一层永远也擦抹不掉的阴影。我不想对他们的是是非非做什么评论，因为无论父亲还是母亲，他们都是爱我疼我的。我只是觉得家庭就像一只四处漏水的小船，身处其中，时刻都有沉下去的危险。到后来，他们终于离了婚，我随母亲搬到姥姥家里住。再后来，母亲的工作关系由德州转回到禹城棉纺厂，并得到了一份比较轻闲的工作。在厂里，我们娘儿俩住在一间18平方米的房子里，所使用的家具都是好心的邻居和领导们资助的。
我上初中时，每天早自习之后，同学们的早饭有的在学校将就吃点，有的则回家吃。母亲为了我的健康，坚决要求我回家吃。有一次我回去的比较早，看到母亲正用一个小凳子拄着地，艰难地挪动着身子到煤油炉前下面条。我的泪水模糊了视线，话语哽在了喉间：“妈，我以后带干粮，就在学校吃吧！”母亲笑了笑，她说，傻孩子，饭孬好不要紧，只要热乎，就养人。面对慈爱的母亲，我再也说不出话。
母亲是很要强的人，她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挣扎的同时，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我的身上。她希望我快点长大，向世人展示一个弱小家庭的中兴。这个希望成了支撑她顽强活下去的精神支柱。所以，她对我要求非常严格，如果哪一天没有按时回家，她总要将原因弄个水落石出。而每次在她那灼灼逼人的目光下，我连一点谎也不敢撒。
我参加工作后，每天下班回到家里，母亲都要详细询问我所碰到的人和事以及那些年长的人对我的态度，然后就向我讲解她所理解的社会经验和人情世故。那时候，好多人给我母亲介绍老伴，她都婉言拒绝。有那软磨硬泡的人，往往引得她大发脾气。她常对要好的朋友说，这辈子为了不让孩子受委屈，我决心不走第二条路。我也深知，母亲是我的依傍，没有了她，自己一定会成为大海中无桨的小船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在我过去的三十多年生活中，母亲对儿子真可说是倾其所有。
母亲总希望我能够长出息，她偶尔听说国家出台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，便心急火燎地让我报名。然而这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，而她听到消息时距截止报名时间只剩一天了。母亲个性刚强，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也不愿求人什么。当时我们家境拮据，可是为了让我能够学到东西，她只好硬着头皮去求人了。钱借齐后，我便开始了艰苦的求学之路。参加自学考试的人很多，可每次及格的却寥寥无几。而我呢，总能过关斩将，考一门中一门，从未补考过。许多人向我探讨个中秘诀，其实，哪有什么秘诀可言呵，事实上是母亲的爱心督促着我，我不能也不忍心辜负她老人家。我记得，每次去德州参加考试，母亲总要跪在院子里，以十分的虔诚磕一百个响头。母亲双手扶地乞求上苍扶持儿子时所流出的泪水，不能不说是我发奋图强力争向上的一份动力。
近几年，母亲的病情基本上得到了控制，日常生活已能自理。我们有了些钱，再也不似往昔那般清贫。在这后来的几年里，她也找到了一个精神归宿，那就是对宗教的信抑。星期六、星期天她都要去教堂，每当她微闭双目面对十字架虔诚祷告时，我都似乎感到她真的在和神明聊天。她暴躁固执的脾气也大大改变，变得和善而隐忍。对儿子——对后代的爱她有增无减，每次祷告都要把保佑家庭和睦平安当成主要内容。她把这个四口之家看成生命的重要部分，她千方百计为她的后代节省每一分钱，直到临终也没给她的后代增添什么负担。她竭尽全力补贴我们，去世的前几天还给我们买下了够烧一冬天的蜂窝煤。她的孙子放学回家后，她总是追着让他喝水。她说常喝水不上火，孩子更要特别注意。我和妻儿成了她的心肝宝贝，不论走到哪里，总把我们挂在嘴上。有时述说得让人几近厌烦她也全然不理会，只是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，说下去……
九十年代中期，我调到文化馆工作，到馆后第一年，有幸获得了第三届中国人口文化奖一等奖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宋平、陈慕华、王光英、彭佩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当我从北京回家到中，把奖杯和证书送到母亲怀里时，她瘪着嘴无声地哭了。到现在，我的眼前仍旧时常浮现出母亲那些又大、又浓、又重、又急的泪滴。她曾经用双手拄着板凳艰难地挪着身子给我忙这忙那时没有哭，她顶着凛冽寒风拖着风湿病体一瘸一拐走在上班路上时没有哭，那红红的证书和金光闪闪的奖杯却使她满脸泪水。后来，她把奖杯摆在住处最显眼的位置上，把那张人民大会堂的合影照片挂在了自己的床头。不管什么客人到来，她最先炫耀的就是这两样。
母亲化作青烟驾鹤西去了，在我的成长道路上假若还有一点成果能够聊以自慰的话，都是与母亲的鞭策和激励分不开的。母亲逝世后，我的情绪很长时间调整不过来。我是不孝之子，我作为她唯一可依靠的亲人，实在被她依靠得太少了。母亲有我这样一个不尽责任不懂得照顾她的儿子，实在是她所有不幸中的又一个不幸。每当忆起有违母望的许多事情，我的心就有一种正在流血的感觉。
随同母亲长大，孤独在我身上有着深深的烙印，现在我又选择了文学这个寂寞的事业，这是必须接受的宿命。有时候我也很惶惑，笔的力量是有限的，微小的，支配社会和生命的是权力的力量，金钱的力量，在市场经济沸腾的潮流中，文学正在离开大家的视线，我的孤独是必然的。但有些方面我也是有幸的，最少目前来说我有领导的宽容和支持，有恩师手把手的教诲，有亲人的忍耐和抚慰，有了方方面面的支持，当我独自坐在电脑前的时候，仍然一个字也写不出来，或写出来的东西不伦不类，任何创造者都面临着丧失才华的危险，在这种危险面前，如果再经不住非文学的诱惑，深陷一些蝇头小利的追逐，那么谁都拯救不了自己。母亲的离去像一把鞭子猛烈地抽击着我麻木了的头脑。
每当我站在掩埋着母亲的故乡的原野上，看着纸钱燃烧后升腾着的袅袅青烟，想起幼时母亲圈护着我，用那娓娓动听的声音讲述给了我文学启蒙的故事，想起她清秀要强的模样，总是禁不住泪水如注。母亲在创造了我的生命的同时也创造了爱，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情感。源于这种爱，我别无选择把写作当成我的生命，忍耐住寂寞安安静静地写下去。因为共同的精神需要，我相信一定会有人读我的作品，也一定会有人与我产生共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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